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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 | 陈益民：高华的班级与同学们

陈益民新三届 2020-08-25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益民，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曾任某出版社总编辑。

原题

一个"新三届“班级的40年

改革开放与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

作者：陈益民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最初考上大学的那三届——77级、78级、79级，如今被称作“新三届”。我所在的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就是“新三届”中的一个班级。

经过恢复高考时的“大浪淘沙”，一群从社会底层走上来的人脱颖而出，来到南京大学，组成了这个班级。他们亲历了作为改革先声的高考的风浪检验，感受了那个时期教育的春天、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毕业后又投身于改革开放，见证了国家40年来的沧桑巨变。这个群体，既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又耳闻目睹、切身感受了国家高速发展的整个历程，因而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从这个群体的历史沉浮与变迁，可以看出国家前进道路的曲折与辉煌。回首往昔，感慨万千；展望未来，信心无限。

我们在校时，由著名的革命家、学者匡亚明先生担任校长

草根群体

我们这个班共64人，其中应届毕业生考上的仅有四五人，其余全是从乡村、工厂、部队及其他行业考进大学的，年龄以20至25岁为主，大者已达30岁，甚至个别人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全班同学最大年龄差达13岁。上大学前，绝大多数同学是在社会基层，从事各种体力劳动。

来自乡村的人最多，其中包括家在农村、随父母下放农村、知青上山下乡等不同情形。到“文革”结束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已经没有了号召力，十余年来农村的苦难现实，已让青年人对于扎根农村充满绝望。家在农村的青年，虽然生在农村，本来就属“农业户口”，似乎不应有过多幻想，但父辈长年脸朝黄土背朝天，不过是赚来可怜的一点点工分（能得到十分工分的劳力，一天的劳动付出也就值几角钱），以及自己也早早加入这一行列的亲身体验，让他们不可能不想入非非，有没有招工、参军、推荐上大学的好事，像天上掉馅饼一般不小心砸在自己头上？当然几乎不可能，除非公社书记是自家亲戚。而从城市下放或下乡的青年，则更是不安心于长期在乡村了，在城市“吃商品粮”的日子，哪是乡村生活所能比的呢？何况还远离父母，如无根飘萍，不知自己将飘向何方，对前途充满了迷惘。

有位同学高中一毕业，即被视同大劳力，虽然能拿与大人相同的工分（初中和小学毕业生则只能视作半劳力，或视同妇女，干的农活计的工分要少一些），但也得干与壮劳力完全相同的活，如挑粪、挖墒、挑渣、挑秧等等重体力农活。本来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却开始了长期超负荷的劳动。天下大雨，要将粪从岸上挑到船上，再由船运到田头去。这不仅是重体力活，而且有高危险系数。并非壮劳力的他脚穿草鞋，挑着两大桶粪，踩着摇摇晃晃的跳板上船去。跳板从河岸搭到船上，长约五六米，很窄，坡度极陡。他挑担小心翼翼地总算踏上了船梆，眼看将粪倒进船舱，这一担就算大功告成，不曾想脚下一滑，连人带桶便掉进了粪舱，整个人成了臭烘烘的“粪人”！

这就是乡村日常劳作的一景。年轻人长此以往，对未来会有希望吗？

还有同学历经磨难。有位同学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年仅15岁，父母身为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却在动乱中被殴打致死，兄弟四人一时生活无着落。1968年他与哥哥一起下乡，几年后又当过兵，做过工人，在不同角色中寻求生存发展，备尝了人世的种种艰辛。

还有同学上高中时成绩优秀，本来早可考上大学，却因“文革”的降临，中止高考，失去了正常年龄上大学的机会。后来成为下乡知青。1972年，全国各个大学开始陆续招生，说是要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知识青年中通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选拔一批具有实践经验的学员。当时他满怀希望，重拾已丢弃多年的课本进行复习。谁知不多久又出了个“白卷英雄”，上大学要讲出身，要靠推荐，要有关系，而他既不是“红五类”，又毫无后门关系，那几年只能用充满羡慕的眼光看着别的工农兵学员陆陆续续离开乡村上大学，自己成了希望破灭的人。即使后来有幸得到招工的机会，也不过是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做了一名矿工，依然生活在社会的下层。

诸如此类，折射出当年庞大的草根群体，在艰苦的环境中求生存，在看不到光明未来的懵懂中混迹尘世。我班的同学们本该是可以造就、可以成为有所作为的人，却在考大学之前基本上就这样庸庸碌碌，如一株株小草一般埋没在了荒原边鄙。

同学们高考前基本上来自草根群体

他们身上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

改变命运的一搏

真所谓春雷一声震天响，恢复高考的喜讯，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划破了沉寂的长空，给包括我班所有同学在内的广大青年，带来了通向光明前程的希望。对于个人而言，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对于国家而言，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代来临了！

1977年，全国有考生570万考生，招生27万，录取率不到5%；1978年全国有考生610万，录取40.2万，录取率7%。这与后来80%以上的录取率形成鲜明对照。如2007年扬州市大学录取率为85%，当年当地的报纸这样报道：《今年我市24207名考生金榜题名》，如此大的金榜，要搁在唐代，大雁塔如何刻得下这么个大榜单？因此，1977年、1978年，那样低的录取率，说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名副其实。我班的同学们，正是从那千军万马中胜出的一群人。那年月，真是一幅万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盛景。

然而，考上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

我班是文科班，有位同学高考分数达到409分，在1978年是个高分。他选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并且还在“是否服从分配”栏中写了“服从”。所谓服从分配就是服从有关方面的调节，当这所大学不录取，就调节到另一所大学。他的分数无疑是远远超过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分的，可是，他却迟迟未得到录取通知书，无论是自己选报的大学志愿，还是被调节的别的院校，均杳无音讯。那时又没有正当的查询渠道，同学只能焦急万分地等待，等待，直等到录取时间已过，他终未收到录取通知。后通过亲戚的熟人的熟人，辗转得知：中国人民大学对该生的成绩是满意的，对该生的家庭背景则充满疑虑。“文革”已结束一年半，“政审”关依然发挥作用！原来同学父亲有海外关系（天然带着“里通外国”之罪嫌疑），又曾有所谓“历史问题”（后平反）。学校既不满意其政审条件，却又不舍得马上放弃该考生，于是考生档案一直控制在学校，直到最后实在不打算招收，才将档案放出，此时为时已晚，竟让他成了落榜生！万幸的是，那年南京大学又在落榜的考生中招收了一批专科生，这位同学才得以挤上这“末班车”，进入大专班，并在两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转入了我们本科班。

还有一位同学，是“老三届”学生，赶上“文革”停止高考，毕业后就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被“再教育”了漫漫九年，备尝乡村劳作的艰苦，也一直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迷茫。那样的日子，何年是个尽头？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才燃起了他心中熄灭已久的上大学希望之火。1977年因江苏考生太多，省里就统一命题进行了初考，初考仅考语文、数学，按录取比例及初考成绩(分数不公布)确定参加统考人员名单。这位同学凭着下乡前的基础，在初考中发挥得很好，自我感觉也不错。本以为参加统考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却没想到他没有收到参加统考的通知。原来，那年本省还有这么个文件规定：招生对象为“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而他那年已过了25岁，又是1968届高中毕业生，因此受到了限制。他由此大失所望，未参加1977年统考，也没打算1978年再考。只是又一个没想到，1978年政策有了变化，允许30岁以下的人报考，“老三届”(66、67、68三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这一政策他开始不知道，浪费了许多复习时间，直到有一天朋友来信相告，才知有这天大好事。此后他顺利报上了名，又经过一边劳动一边复习，1978年的高考成绩取得了429分高分。而那年他虚岁30岁，真是踏着政策的边缘进入了大学之门。

举此二例，可见当年考上大学与否，成绩的决定性因素之外，还可能受到政审、年岁等诸多因素影响，有人敲开了幸运之门，必定也有人没那么幸运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虽然我班同学不是所有人的上学之路都那么坎坷，但大家主要是从农村、工厂考上大学的，多数人有社会底层经历，复习的过程充满困难，因而在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都可以说是有过近乎范进中举的狂喜。大家的命运，因国家改革开放的序幕悄然拉开，而彻底发生了改变。

许多同学在乡野中获悉恢复高考的喜讯

徐瑞清的毕业证，他本是77级，却到了我班，后又随77级毕业

王虎华的准考证

王凤祥，他那年居然考了439分！大约是本校那届文科中最高的吧？

卜幼凡高考成绩单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我的高考》一书中，收录了我班八位同学的回忆文章

40年高歌猛进

我们班于1982年毕业，为恢复高考后毕业的第二届大学生，并且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急需人才，于是同学们都有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

上世纪80—90年代，同学们多处于事业发展中，而进入新世纪，大家便成为不同领域的中坚力量——著名专家学者、商海弄潮儿、政府公务员、企事业单位骨干……还有一些同学远赴海外，在异国也有了不斐的成果。

从学术研究领域看，因大家本科学的是历史，所以在历史学科中人才尤为集中。刘金田同学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成为邓小平研究专家，在这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他曾参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担任电视文献片《邓小平》、电影《丰碑》的主要撰稿人；还是《邓小平年谱》主要撰稿人、《邓小平传》撰稿和副主编。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政府华表奖等国家多项大奖。陈红民同学，现任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成员。出版《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蒋介石的后半生》等论著、译著20余部（含合著），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九一八后的胡汉民》《台湾时期蒋介石与陈诚关系探微（1949一1965）》等论文120余篇。积极推动相关研究的学术化与国际化，建立了海内外首个蒋介石研究的专门机构，主编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丛书，担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的首席专家。

还有英年早逝、斐声海内外的著名中国现代史专家高华，也是本班同学，其著作在学界有广泛影响。此外，作为国学大师饶宗颐的助手的郑会欣同学，在民国史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还有好些同学在大学任教，成为所在学科的带头人，在科研立项、取得博士点、引进人才、出版专著、教学研究等方面，成绩喜人。

从社会实践看，大学教育除了培养研究人才外，也应当是通过理念和素质培养，塑造出社会急需的种种人才。而我班不少同学本着格物致知理念，成了实干家，是干预现实社会的实践者。李科威同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尝试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考古学领域，并发表过《考古类型学的进化观与文化动力学的问题》等前沿文章，完成了国家文物局《考古情报检索系统》等项目的研制，还通过计算机对考古学主题词进行过综合整理，均具有极强的前瞻性。而他后来一二十年，又转向了计算机在医学诊病方面的研究，并推出了“基层医疗嵌入式临床人工智能辅助应用”项目，目标是使基层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可以直接得到国家标准或诊疗常规等共享知识库的支持，这对于中国医疗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项目还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基层卫生信息化应用创新大赛”，深得好评。其他如殷醒民同学，为著名的国家经济发展研究专家；何平，曾经在执掌某高校传播学系的同时，还兼掌某上市公司，学与商并举；旅居海外的同学也多有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张庆松旅居美国，却经常归国推广智慧学，并曾与国家有关部门就国际标准化的制订进行了合作；宋黎明旅居意大利，秉承马可波罗遗风，往来东西方，著有《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等著作；魏鸣旅居澳大利亚，常归国进行文化理论与考古实践的交流。

至于担任政府部门要职和企事业单位领导或骨干的同学，也比比皆是。叶皓同学出任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蒋坚永同学任原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还有一些同学担任地方不同部门的局级处级干部，在各个重要的部门里发挥骨干作用。有的同学还以过硬的古瓷鉴定能力，时常出现在电视等媒体上；有同学成为地方文化名流，其小说曾入选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有同学成为电影制片厂导演，曾以优秀的影片奉献给观众；还有同学在做好大学教学的同时，又在老年大学兼职，以卓越的授课能力赢得大批学员“粉丝”的追捧。

诸如此类，可以看出这个班级的同学们在毕业后的36年间风云人生的部分剪影。大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更是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弄潮儿，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奉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我班高华同学在中国现代史研究界声名远扬

我班刘金田同学成为邓小平研究专家

陈红民同学以研究蒋介石著称

郑会欣作为饶宗颐先生助手，在民国史研究领域成果丰硕

叶皓同学后来成为我国驻外使节

蒋坚永同学后来成为国家宗教局领导

精彩人生后的家国情怀

从上大学到现在，整整过去了40年。一些同学已退休，一些同学接近于解甲归田岁数，还有些同学则因早与“体制内”工作作别，也无所谓退不退休。无论退也罢，不退也罢，这个班级全体同学，都始终怀着火热的心，爱着祖国，为祖国的发展奉献了力量。回首往昔，展望前程，大家感触良多。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知道个人的前途在哪儿，我们将如何庸庸碌碌地度过后来的时光。是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而个人命运的改变，映衬的是国家发展的大转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了中国的巨变，从而开启了中国的新时代。

我们深深体会到，国家始终要把民生放在首位。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才能走向富裕。在和平的年代，需要的是永不止息的经济腾飞，而不是斗争哲学。同时，要始终以人为本，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发展要求，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国家才能一日千里地发展，在全民奔小康的大道上奋进。

国家正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我们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我们也将为美好的未来继续付出我们的努力。